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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自由是一种责任(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July 4, 2017

原标题:知名学者张维迎在北大毕业典礼上演讲 掀起轩然大波

作者:联合报 张维迎

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作为教授代表致词时,谈到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而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结果,这篇演讲在刊出后,不到半天时间火速遭到撤除,被两岸各界讥讽。

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年的毕业典礼,张维迎代表教授发表题为“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但北大国发院官方微信帐号刊出后不久就被下架,搜狐刊登的演讲全文,也在24小时内消失,引起不少网友议论。

以下是网络上流传的张维迎演讲全文: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西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成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古早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奔驰、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面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古早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西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西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西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国小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加载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至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西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西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KELLOGG公司。

再过50年、100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来自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0194>

程映虹:七月四日:纪念那些特别的奴隶主

July 4, 2017

今天是七月四日,一个纪念人类历史上一群特别的奴隶主的日子。

奴役和自由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以一种尖锐的方式表现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美国国父们口口声声说英国要“奴役”自己,要把“暴政”强加给自己,所以“不自由毋宁死”,他们要反抗,要革命。

但没有任何历史根据说英国国会当时有一个要“奴役”北美殖民地的阴谋和相应的计划,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英国国会在打完七年战争后,认为北美殖民地从中获利甚多,于是要开征一点税,北美人不同意,双方的矛盾加深后,冲突也发生了。这是一个你一拳我一脚的过程。

何况以当时东亚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英帝国对北美殖民者实行的应该说是善政,不是什么暴政。一个最清楚的事例是殖民者手里拿的是和国王军一样的步枪。

    既然如此,为什么“奴役”和“自由”会成为北美革命宣传中的高频词呢?我一直猜想:这很可能恰恰是因为多数国父自己就是奴隶主,所以他们对自由特别敏感,丧失一点权利就会让他们产生最终会被奴役的恐惧。

以呐喊“不自由毋宁死”闻名的帕特里克·亨利自己就是弗吉尼亚州的大奴隶主,更不用说杰弗逊和华盛顿。

环顾世界,在那个遍地是奴役的时代,只有北美这群最不受奴役之苦的人才高唱自由。这是因为他们天生就特别爱好自由吗?很多人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北美殖民者天生就爱好自由,从五月花到清教徒到独立宣言再到人权修正案,就这样一条线下来。自由是美国的本质。美国本质上就自由。自由和美国是同义词。

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是说自由只属于美国,自由是美国特色。这是很危险的想法。

我和一些美国历史学者和同事提起过这个猜测:正因为国父们自己是奴隶主,所以他们对自由特别敏感。他们点点头说:这个speculation是reasonable的,但你无法document它。

在同意无法用历史档案证实这个猜测的前提下,我想,对人性的洞察力应该是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否则我们就不是历史学者而是档案学者。

美国国父之所以伟大,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奴隶主中,只有他们认识并论述了自由的宝贵。不但如此,他们还把与奴役对立的自由列为立国的根基,相信它是普世性的原则。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奴隶制,承认他们那一代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在道义上谴责这个制度,希望和叮嘱后人一定要解决。

奴役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在承认这个前提的条件下,我认为至少在口头和言辞上存在着两种奴隶主。

一种奴隶主允许传播自由的概念。他们会对奴隶说:自由是好东西,可惜我现在还不能给你。

另一种奴隶主会说:自由?别信那个鬼话,你有了自由马上就会后悔的。

这就是同为奴隶主,美国国父一代和内战之前美国南方奴隶主之间的本质差别。

在同样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承认专制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我认为至少在口头和言辞上也存在着两种专制者。

一种专制者会默许民主的观念,他可能会告诉人民:民主是好东西,可惜现在我还不能给你。

另一种专制者不但善于混肴民主和专制的概念,还会对人民说:民主?你咋那么天真?有了民主你连现在这点可怜的东西也没了。

当然,承认这个区别并不是无视言论和行动之间的根本差别,只不过是在前者的范围内强调一条底线而已。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刊登日期: Tuesday, July 4, 2017

外媒:朝鲜择美独立日射洲际导弹 特朗普促中国下重手

July 4, 2017

美国迎来独立日之际,朝鲜当地时间7月4日上午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有美国科学家称,其射程可达到美国阿拉斯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敦促中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胡闹”。

 

(德国之声中文网)朝中社7月4日报道称,朝鲜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4成功试射。

先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项声明中说,周二上午9时40分,朝鲜在西部平安道芳岘空军基地,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930公里。韩联社还援引一名韩国官员报道说,这枚导弹飞行高度超过2300公里,高于5月15日发射的“火星”-12导弹的2111.5公里。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表示,导弹飞行约40分钟,可能已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记者表示,"此次试射清楚地表明,威胁在加大。"安倍说,在汉堡G20峰会上,美国、日本和韩国将举行三边会谈,他将敦促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采取更多建设性措施。

美国亚太指挥部证实了朝鲜此次试射并表示,这是一枚地基中程导弹,飞行时间为37分钟,对北美没有构成威胁。

 

射程可达阿拉斯加

但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的戴维·怀特(David Wright)表示,能够得到的数据显示,朝鲜导弹的射程取得显著进步。他说,"如果报道准确,同样型号的导弹在标准轨道上最大射程可达6700公里。这样的射程也许不能到达美国48个州或者夏威夷,但可以到达阿拉斯加任何地方。"

自支持与朝鲜接触的文在寅5月当选韩国总统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多次导弹试射。美国核不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fiferation Studies)的研究院柯顿(Shea Chotton)认为,朝鲜此次试射特意选在美国独立日到来之际,试射时朝鲜已经是7月4日。

美国在韩国有2.8万驻军。据《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韩美任何一方在亚太地区受到攻击,另一方都给予军事援助。

还是想靠中国?

特朗普曾寄希望于中国向平壤施压,但上周,他表示,北京的努力没有奏效。朝鲜7月4日的导弹试射后,特朗普又在推特上表示,"朝鲜刚发射了又一枚导弹。这家伙没别的事好干吗?很难相信韩国和日本还能容忍这种情况多久。也许中国将对朝鲜下重手,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胡闹。"

不过,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名前外交顾问警告说,特朗普的这种表态可能削弱美国的威慑力以及对联盟国日本韩国的保证。她补充说,和一位核武器武装下的独裁者打推特战是不明智的--这不再是电视真人秀。"

据《纽约时报》周一晚些时候报道,特朗普以前与习近平通话时曾表示,美国军方要对朝鲜采取单独行动。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了朝鲜周二试射一枚弹道导弹的消息,但中国外交部尚未正式表态。

(乐然/王凡(法新社等))

地主变迁80年:悲情历史与乡绅文化的崩溃

July 4, 2017

转载 王思想--凤凰网博客(2010-11-06 11:32:30)

引用地址http://blog.travel.ifeng.com/article/8502710.html

 

    很多年前,在老家听来的真实的故事,就让我很震惊:一位地主被批判,地点在他出钱捐助的小学的操场上,时间是1960年代。他当地主时盖的房子,依然是这个村最好的建筑;他盖的学校,依然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学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学校,那一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样的命运是:这些地主纷纷在自己修建的学校操场被批判。

    这个地主是怎么死的?被批斗后,他走出学校,走到一座小桥,这桥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抬起那颗刚刚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肿的头颅,睁开模糊的双眼,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一口真正的鲜血从他胸口涌出,大叫一声,栽倒水中。我脑海总是幻想着这样一副图景。与真实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吗?

    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好有坏,地主也不例外。而几十年前中国主流文化对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地富反坏右”中,地主不仅语序上排名第一,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我不想举太多著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后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说的是:当年地主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恶霸,远远比农民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无赖贫农,要少得多。在那样的年代,多数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劳致富,多数贫农都是游手好闲所致。一位朋友跟我讲过,他们家当年是地主,雇着很多长工。吃饭的时候,地主和长工先吃,然后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劳动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过年过节,不认字的农民会来地主家讨要对联,地主要自己贡献纸张笔墨,写好了送给农民……

    一种蛊惑性极强的口号从欧洲传到了中国,即西方那一套。于是,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从此过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权当80年前的地主被牺牲了一次,换来众生平等。(此处的平等,指的是财富结果平等,不是机会平等。80年前,机会是平等的。)

    可惜,历史不是那样演绎的。80年后,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几个月前,我去北京某地,当我看到一位村支书指着一块又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时,我无语;当看到这位新地主的豪宅类似欧洲领主的庄园时,我更加无语。类似的情况,这些年已经听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终不反对地主的出现,因为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追求财富的机会相同,那么,每个人的结果必定不同。那么,80年来地主的变迁,仅仅是浪费了80年时间,现在我们又回到从前了吗?

    可惜不是,从80年前旧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现的原因、过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旧地主大多勤劳致富,新地主几乎全部是依靠与权力的勾结来攫取财富;旧地主造福乡里,新地主横行乡里,只是偶尔趾高气扬地施舍一下……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新旧地主两重天,导致了中国乡村文化的破产,这才是要命的。

    几千年来,中国总有一些野心家打着奉天为民旗号,争夺天下,导致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那部分当时的精英,他们始终勉力维持着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当乡绅文化被彻底批倒批臭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彻底被官府垄断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终于堕落到了一个表面最强大、实际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一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

    新旧地主的变迁,意味着生态彻底恶化,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失去了祖先的佑护。

    我们失去了乡村。在我们失去的众多事物中,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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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红歌背后的哀歌

July 4, 2017

问:赵先生,在你新出版的《燃灯者》(增补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文革中惨死的女钢琴家顾圣婴。我们知道,她是中国最有天才的音乐家,却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侮辱迫害,最后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今天请你给听友们谈谈她好吗?

  答:这个话题可不轻松。我写那篇文章时,几次掷笔叹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周广仁先生专门托人给我带话,说我能写顾圣婴,她非常感谢。她们是同一代音乐家,有很深厚的感情,对顾的惨死非常痛心。文革中像顾圣婴这样的英才不知冤死了多少。所以我看到那些在海外还要唱红歌歌颂毛的人,就想问他们: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和良心吗?怎么能明知无数同胞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却无动于衷,反而要去歌颂刽子手?

  问:现在中共红色文化输出的势头越来越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去抹杀那些罪行。

  答:你说得太对了。只要有良心的人记住那些罪行,红色文化就全无蛊惑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谈文革,就是为了保留民族的记忆。也就是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它终能走入文明国家行列而存一火种。好,不扯远了,我们来谈顾圣婴。顾生于一个文化书香源远流长的家族。她的远祖顾雍是三国时吴国的丞相,史称“魏晋八君子”。他是汉末大音乐家蔡邕的学生,曾追随蔡邕学琴,极通音律。所以顾圣婴的音乐天赋其来有自。顾家与傅雷先生是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亲自为傅聪和顾圣婴编写文化课本,让他们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好东西在中共教育体制内是学不到的。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帮助过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我们知道,潘汉年是当年中共勾结日伪,向日本侵略者传送抗战国军情报的负责人。中共夺权后,必须要掩盖这段卖国汉奸史,所以潘汉年就成了替罪羊,被捕入狱。这就牵连到当年帮助过潘的顾高地先生。顾先生最爱这个极富天才的女儿,从顾圣婴五岁起,就带着她学习音乐,广拜名师。结果小圣婴不负众望,被上海交响乐团录取为独奏员,那时她年仅十七岁。正在顾圣婴的艺术生涯辉煌开始的时刻,她所敬爱的父亲却在家中当着她的面,被人抓走了。这对顾圣婴打击太大了。不仅痛失慈父,还因此成了“杀关管子女”。在那个出身能决定命运的时代,顾圣婴的成长面临巨大的障碍。幸亏当时顾身边有许多爱才又富同情心的师长,他们默默地保护着顾圣婴,送她到北京,跟随苏联专家克拉夫琴科学习。1958年,顾在克拉夫琴科的指导下,参加了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成绩优异,得了最高奖。与她并列这个奖项的,是波利尼,他现在是世界上顶尖的大钢琴家。而且人称“钢琴女大祭司”的阿格里奇也是这个奖的得主,只是比顾圣婴早了一年。从这里,你就能看出顾的钢琴演奏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若正常发展下去,她会成为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

  问:她的中途夭折,实在太可惜了。我记得傅聪就是在58年逃到英国的。

  答:对,傅聪和顾圣婴曾在一起学琴,两个人很熟。傅聪是55年获得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的,同时还得了玛祖卡特别演奏奖。但57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肃,傅聪真是聪明,看出中国的情况不适宜他的艺术发展,便毅然出走。今天我们实在庆幸傅聪的选择,否则他必是死路一条。我们再看顾圣婴,她那时是一心靠拢组织,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想要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走。什么下农村、去工厂,为工农兵演奏,让钢琴艺术革命化,这些她一点也不反抗,而且还努力实行。文革前,她对那些用红歌改编的钢琴作品,也以极负责的艺术态度来学习和演奏。像什么“洪湖赤卫队组曲”,“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之类的作品,她也投入演奏,甚至把钢琴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的车间里,去给工人弹琴。那些改造自己的努力一点没少做。可是她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在贝多芬和红歌之间辗转徘徊。她在灵魂深处酷爱那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酷爱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可在中国那个荒谬疯狂的世界里,她又怕自己的爱,怕自己的阶级立场站错了,何况她的父亲还在劳改营里,她不能不处处小心。她的许多朋友,像殷承宗、鲍蕙乔都提到顾日常生活中的忧郁,她活得沉重,心里有苦说不出。不能把所爱奉献给艺术,对一位艺术家是件多么痛苦的事儿啊!所以我听顾圣婴的录音,觉得她演奏肖邦特别有味道,因为她不知不觉地体会到肖邦音乐中的那个zal。这是个波兰词,意思是屈辱与痛苦。

  问:据说顾圣婴是在知道傅雷夫妇自杀后,决定一死了之的。

  答:可能有点儿关系。傅雷是看着顾圣婴长大的,也给过她一些文化上的影响。顾对傅是相当尊重的,但66年八月底傅家被抄,傅雷被揪头发罚跪,惨遭毒打,傅先生和妻子双双自杀,顾一定是知道的。顾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是同样的遭遇,可以说是受尽屈辱,像顾圣婴这样一个玉洁冰清、心地善良的弱女子,竟遭那些野蛮的粗汉掴掌,她不能忍受红卫兵的凌辱。一个人自杀而死,反映个人的绝望。但全家一起自杀,满门灭绝,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对这个社会的绝望。顾圣婴死后,她的个别朋友痛惜之余,对她的自杀还有些不理解,比如刘诗昆先生。他竟然认为顾圣婴受的折磨还不够,不至于去自杀。这是很可笑的。生死的抉择不是以受苦程度来计量的,它表示的是心灵的绝望。这些在我的文章中有详细的分析。最可怜是77年顾高地先生从劳改农场释放回家,到上海才知,全家已在67年1月1日告别人世。人间遭遇之惨烈,莫过于此吧。在毛发动的文革中,顾圣婴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者,这样一位天才,死后连骨灰都不知哪里去了,后来开追悼会时,摆在灵台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顾小姐真是埋香无处啊。去年我在巴黎爱乐厅欣赏波利尼的音乐会,看他演奏后观众的欢呼,不由想起58年和他并立奖台的顾圣婴,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希望那些唱红歌的人,想想他们的死难同胞。

□ 原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杨津涛: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July 3, 2017

【五柳村言】2017年7月1日 五柳村新建了一个博客《常识 》,发出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的《杨津涛:不存在什么“农民起义”》,经过两天,在获得一千七百多人次访问后,被屏蔽了。

案本文原标题为 《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作者:杨津涛。查到最早出现在网上的时间是2013年12月20日。见于中国改革网改革史话频道发稿时间:2013-12-20 00:00:00   注明来源:腾讯历史  (按此,腾讯历史发出更早,但未找到。)

现在网上留下的记录,更多是2016年发出的。当与共识网转发了本文有关(该网已被关闭,仅有2016-09-07 15:23:45 的快照,内容不完整。留下的原始网址为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LL=1&aid=97319 无法进入。

2013-12-20 10:03:04在新浪博客上海徐汇区征地强拆户沈亚威的博客发出文本至今尚存,与微信公众号短史记2017年7月1日发出的《杨津涛:不存在什么“农民起义”》内容相同。五柳村在新建的《常识》这个博客中,转发了《短史记》的文本。

一篇在网上已存在几年通俗讲解历史的文章,现在竟然也被屏蔽,还赔上这个博客,何故?百思不得其解。是为记,以免后人难以想象,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有过如此怪异。

屏蔽不要紧,再发就是,仍是使用的《短史记》文本,只是标题改回原来的《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2017年7月3日 20:47


 

杨津涛:不存在什么“农民起义”

2017-07-01 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

 

一、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绝大多数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1949年后的中国通史中有关“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内容,曾长期占据很大篇幅,且一致持高度评价。

 

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钱穆先生及其名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二、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1、“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2、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

 

三、从参与者来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1、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 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 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史记》中所载的此种情况:“陈胜“ 将数百之众, 转而攻秦。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 天下云会响应……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2、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有人认为秦律其实没有这么严苛,但缺乏权力监督和约束的政治环境下,简牍上的记载和实际的执行之间,往往存在差距)。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3、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 愈聚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 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 不料长发贼进城” 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 裹胁的乡民, 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 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 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 且焚抢殆尽’。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 己身复被掳, 每见完善之地人民, 以为我如是, 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 必将其人掳来, 同我一样, 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 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 令扛抬物件, 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表现太平军北伐的连环画

 

四、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1949年后的史书对此很少提及,理由是“这些内容都是封建文人出于阶级立场对农民起义的诬蔑诽谤;重述这些内容可能损害农民起义的形象。”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骚然不得安生,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当1949年后树立“农民起义”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将所有的“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即使是真的“农民起义”,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结语

 

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小的事件,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可算作“农民起义”;但今人所熟知之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民变”一词,显然要比“农民起义”更贴近历史事实。

 

黄巢大军攻入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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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 裹胁” 问题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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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 裹胁” 问题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等。

曾伯炎:为作家方方写地主《软埋》真实一辨

July 3, 2017

最近,作家方方的小说《软埋》写了历史里真实的地主,触犯了有人头脑中左的神经,又引出非文学批评的政治审判,好像姚文元、戚本禹那种叩帽子、打棍子文字复活,却更拙劣。堪称文革大字报幽灵再现了,对作家方方进行围勦。却遭作家反击,引读者为作家凭良心写作叫好。

 

有人说:值得去与算数算三八二十三的人争辨么,不降低自已为弱智了吗?倒是这地主沉冤超60年,还有人用党性窒息其人性说亊,压地主沉冤于海底,看来,只有复原历史中真实地主,对作家的汚蔑,便不辨自白了。

 

地主被污名化的四个标签早已破产

 

地主,人们是从共党编造的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4个标签,去认识与慨括的。地主中的士绅、乡绅、商绅和官绅们,很难因插了这4个标签,尽变成劣绅。那些尊从儒家温良恭俭让礼义的,是南霸天么?信守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传统的,是周扒皮吗?维持农村社会伦理与经济秩序的,使两千年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社会,以零的行政成本就获得自治,不是地主中的良士贤绅吗?

 

这里有个清嘉庆时代官绅真实故亊,可证明官绅地主的人格:家乡修河道,要折一堵墙,便休书在京做官的徐培琛告急,进士出身的徐培琛回信家乡贵州石纤的亲属:“千里休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如此官绅,能编造电影南霸天、舞台黄世仁,就抹煞史籍中真实的乡间绅士的德性吗?

 

正是这类良士贤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中坚,文化达高峰期的宋代,中国的GDP就领先世界,中国文化,曾倾倒过欧洲的马可波罗,诸子百家吸引过法国伏尔泰,哪能虚构几张劣绅脸谱,就污名与邪恶化了地主,两千年领先世界的农耕文明,被抹得一团漆黑呢?

 

中国自秦实行郡县取代封建,汉唐以来,有长达两千年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社会,民国也在延续,不仅无区一级政府,乡一级也称乡公所。乡长也挂名不领工资,由乡绅义务服务。不少地方,还集公田与无业主田产,设学田作教育基金,宗族不仅规范子弟言端行正,也支助本族上进子弟耕读投考秀才举人,乡绅还办民团清除盗匪,邻里纠纷,有德高望重知书识理的人,坐茶馆如现代安理会评议,输理的,只罚付全堂茶钱。这种自治,派出所也不养了,能说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的自治型,全劣于今日党治的专制社会吗?

 

现在,尘埃落定,周扒皮、黄世仁等那些地主标签与脸谱,尽现虚假与荒诞,编周扒皮半夜鸡叫的高玉宝,他的大连瓦房店乡亲说,高玊宝写小说取型的地主,虽较吝啬,为人不失厚道。挖苦地主半夜鸡叫,骗雇工下地,在漆黑夜里劳作,禾苗不锄断,地主岂非得不偿失呀!笔者在1952年就采访过自称坐过刘文彩水牢的泠月英。我去看过那所谓地主水牢,四周是漏空通风的花墙,乃地下儲藏室。土改后,冷月英提出亩产千斤向全省农民挑战,李井泉派农科院水稻专家陈宇平住在冷家指导,亩产也只到600斤。这是后来夸亩产万斤的滥觴。现在刘文彩在民间重现的真实面貌,当地农民对他的评价是:刘并不恶霸,还有很多善行与口碑,如捐地数百亩建文彩中学。办了川西一座名校。哪是虚构收租院泥塑能抹煞的呢?

 

只要去翻一下近代史,即有不少抛头颅洒热血的士绅、官绅与商绅的史亊,不惊天地,也泣鬼神:

 

如蒋介石与毛泽东皆敬佩的湖南湘乡曾国藩,是地主官绅吧?不是他自办团練平息洪杨之乱,那死1亿多人,并毁江南文化的惨禍,还会扩大全国。曾国藩这种地主,能编个周扒皮就可抹掉吗?曾与李鸿章、张之洞搞同光中兴改革开放的洋务运动,早邓小平百多年。最早奠立了中国工业初步基础。却无邓小平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劣迹,弄出暴富土豪与特权阶级。有史家以老邓对比老曾,著文还称老邓是失败的曾国藩哩!

 

再看:晚清维新运动,无论抛头颅的谭嗣同与秋瑾,皆是湖湘与淅江的地主。学者陈寅恪祖父陈宝徵任湖南巡抚,他是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后台,仍是江西义宁世代簪缨的名门士绅。辛亥前黄花岗死难七十二烈士中四川籍的喻培伦与彭家珍,仍出自内江与金堂士绅。1927年湖南痞子运动杀的翰林出身大官绅叶德辉,乃大学者,他的训诂学弟子,从全国还扩大到日本,他还是大收藏家。因他被杀,为中国传统文化被毁而痛心的王国维,据说受刺激的清华国学导师跳昆明湖自杀,就与湖南痞子运动相关哩。

 

综上所述:地主士绅在中国历史的真靣目,决非造几张舞台脸谱,便可篡改,就是在毛泽东那篇《为人民服务》文字里,也泄漏出一个纾财抗日的地主,被推为开明的李鼎铭先生哩!

 

陈毅说出丑恶化地主的原因与秘密

 

当年,共军在江西打土豪分财产,建苏维埃政权时,陈毅说出了灭地主原由的真实:

 

陈毅说他筹军费的方法说:“不给钱就烧房;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此段文字摘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陈毅所著《陈毅军事文选》一书

 

因为共军这非法武装,.只有靠抢劫与勒索的盗匪式方法酬其军饷,靠毛泽东说的苐三国际史大林老板供给,很有限,于是,为制造他劫夺有理,就必需丑恶化地主来便于勒索,以酬军饷,不仅分散居住乡村地主,成勒索的目标。江南乡间基督教堂的洋人牧师,也成共党头目方志敏绑架的对象,方志敏因撕绑票杀传教士夫妇,被民国政府以恶匪行为被处决。共党称为烈士,还用爱国主义粉饰盗匪人物方志敏,已真像大白,能永远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吗?

 

灭地主非反封建是破坏社会与生产力

 

中国的封建,存在于夏商周古代。如周朝分封亲属与功臣为藩国,子孙世袭爵祿。到东周后期,在兼并与废井田中,即削弱了封建。到秦统一六国,已废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年的土地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式交易,反地主,称反封建,就很荒唐了。那家地主的土地,是分封的领地与采邑呢?他们土地的来源,不外以下三种:1,祖业的继承。2,做官或经商积累资金购置的不动产。3,善于耕种与经营的农民,从佃农到自耕农的上升。在通货澎胀时期,不仅有城巿工商业用积累现金买土地变成赶水地主,我的老同亊饶毓琇是抗日南京保卫战献身的饶国华将军遗孤。从国防部领到8万元抚恤金,她母亲怕贬值,使子女无学费,买成老家资阳土地,不到两年被土改没收,爱国抗日变成受辱受圧的地主,更证明土改反封建的虚假了。

 

走笔至此,必须请董时进这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的有识之士出场了。

 

董时进1900年出生重庆垫江,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并执教北大等大学,他认为中国土地非封建性,而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土地也非80一90%集中于地主,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因此,土地再平均分配,从善耕作农民转到不善耕作者手里,必然降低土地产量。将集中经营变粹片经营,也降低生产力。土攺苐一次剝夺于地主,平均分配,已降低农业产量,经公社化再苐二次剝夺于农民,再次降低产量。据农业数据库统计,还是将耕种土地权用联产承包还给农民后,中国1984年的粮食产量,才恢复到抗日前的1937年。这历史事实证明:所谓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不仅一大冤案,还是对生产力一大破坏。

 

应指控的是凭党权崛起的新地主

 

地主两千万,其中有几百万,被土改杀的,被公社化饿死的,被历次运动包括文革打死的,在广西乡村与湖南永州挖心割肝煮来吃掉的,堪称灭种灭族了。中国的传统型地主,确实灭净了。

 

但是,请举目看看今目中国:老地主被暴力灭绝几十年后,阿Q们争姓了赵与党后,纷纷从大权独揽中,变成比南霸天还霸气的土豪,比他们编造黄世仁还劣的劣绅。而他们的乡书记,堪称拥有一乡土地的地主,县书记更是拥有千万亩大地主。从前地主靠经营土地粮食收益,现在的权力地主是凭土地买卖暴富。就凭这权力垄断土地买卖,村长在短时间就可暴富〔贪汚〕上亿。乡长被讽刺是:夜夜都在做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什么黄世仁、南霸天,在今天新生的乡匪村霸面前,岂非难望其项背吗?

 

当我们将地主沉冤从海底打捞出来,再读作家方方为地主写的《软埋》,笔者可作证,几乎死的那些地主,无人不是软埋。笔者参加四川广汉三星乡土改工作队,被杀的地主张荣五家原有一口黑漆棺材,还未分地主土地外的浮财时,中农刘忠秀大娘就表示她想分那棺材。张荣五被杀于分浮财之后的圧地主赔罚阶段,地主张荣五就是软埋的,土改杀的200万地主,非软埋的几乎没有,笔者对方方说出60多年前的这一真实,不仅作证,并且叫好!

陈大卫:一场由非法组织推行的非法活动

July 3, 2017

——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之五)

 

一位老朋友在一次聚会时说:“反右运动是一场由非法组织推行的非法活动!”善哉斯言!一句话就点透了反右运动的要害。这场非法的罪恶活动,背弃宪法规定和社会道德准则,把包括大量优秀知识分子的55万(一说三百多万)无辜公民贬为贱民,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法无天、无情无德的境地。许多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暗无天日的劳改场所备受凌辱,死于非命。这个由独裁者毛泽东蓄意策划的罪恶行径,彰显出一党专政的卑劣与凶残。

 

这场给中国社会造成无穷灾难的罪恶活动,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策划、指导的,但具体组织推动的,却是一个名为“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组长是邓小平,他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发号施令,听取汇报,颐指气使,催逼威吓,使反右运动不断扩大,罹难受害者越来越多,终于完成一场近现代史上的巨大浩劫。

 

按照1954年9月20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按照这些宪法规定,像反右运动这样扩及全国范围、牵动全国安危的重大行动,应该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有关的法律,建立一定的组织,然后再依法进行。而“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成立和开展活动,却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当然,如果这个领导小组是中共内部的组织,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而建立,用以指导共产党自身的整风运动,这是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外人无权干涉。但是,反右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群众性的政治作为,所有机关、学校、团体、企业、军队,无不卷入其中,这就不是一个政党自身的问题了。毛泽东在宪法通过前一个月时说过,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但是,宪法通过才两年多,毛泽东就抛开宪法,擅自建立“整风反右领导小组”。这个违反宪法建立的领导小组所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换句话说,整个反右运动,都是在违宪非法的轨道上运行的。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反右运动中都被剥夺殆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不幸蒙难者,更成为不受宪法保护的法外贱民。

 

反右运动的违宪非法,首先表现为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1954年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罹难者,绝大部分是响应共产党组织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针对共产党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个整风主题,发表一些看法,而且多数是经过党组织的再三动员,在一定党组织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应该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如至今未能平反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言论,都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征求意见而召开的几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毫无问题都符合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但后来却都被定性为右派言论,在报纸上点名丑化,召开大会批判。这就不仅违反宪法,而且有悖社会道德。你把人家请来提意见,结果不但不听取人家的意见,反而倒打一耙。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出面召开的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多数是有意设下的陷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就不仅是违反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而且是对宪法的直接挑战。

 

其次,反右运动违反了1954年宪法第八十九条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第九十条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在反右运动期间,被批判者往往被勒令交出书信、日记、文稿,积极分子可以闯进他们家里查抄,甚至把他们幽闭起来。在许多批判会上,批判者往往超出被批判者的言论,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人格污辱。在这些批判者的观念里,没有什么宪法和法治,没有什么公民权利,充溢于他们脑子里的,是阶级斗争,是站稳立场,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后果,在反右运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三,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但反右运动的罹难者却都被剥夺了正常劳动的权利。大量罹难者被押送到劳改场所,名义上是劳动教育,实际上处于比刑事罪犯的劳动改造更加恶劣的环境里,受到凶残的虐待与凌辱,以致成千上万罹难者被饿死、累死、冻死、病死、打死。即使是没有被送进劳教场所的罹难者,也因陷于贱民地位而得不到平等的劳动机会,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承受人们的蔑视和唾弃,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有悖于宪法赋予公民的劳动权利的。

 

第四,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公民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书面或口头控告的权利。许多公民在座谈会上或用大字报的形式批评党政机关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就是行使这条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他们针对党政机关的缺点错误,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议,大多数意见都比较平和,即使少数出语尖锐,带有控诉的口吻,也没有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把这些善意的言论作为定罪的依据,显然是同宪法相违背的。

 

第五,反右运动后期提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据以把55万(或三百多万)无辜公民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反右运动最后最荒诞的一幕,也是最违宪最非法的一幕。这个所谓的标准,根据的是《人民日报》6月19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里,关于辨别香花毒草、区分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毛泽东在2月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这个报告时是没有的,毛泽东从4月下旬到6月中旬,对报告的文稿作了十多次修改,这六条标准是在5月25日修改时增加进去的。反右运动后期就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略加修改,成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这六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都是违宪非法的。其一,这六条标准被认为是划分敌我的标准。毛泽东把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提出批评建议的许多公民的问题,确定为敌我矛盾,所以对划成右派分子的公民,都按敌人对待,实行专政。这个做法把公民分为人民和敌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却是同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在法律面前,公民只有有罪无罪之分,没有人民敌人之别。反右运动显著地暴露出人民民主专政同法治精神互不相容的特质。

 

其二,这六条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定罪的标准。确定公民是否有罪,是法院的职权,法院以外的任何政党、机关、团体,都无权决定一个公民是有罪还是无罪。法院确定公民是否有罪,有什么罪,都以法律为根据。除了法律,没有任何文件条款可以成为定罪的依据。反右运动由非法院的组织来确定大量公民有罪,而且按照并非法律的条款来定罪,其违宪非法是十分明显的。

 

其三,这六条标准的内容,都属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只有是非之别,不能据以判定有罪无罪。而且有罪无罪取决于行为是否给社会或他人造成危害,不取决于任何没有行动的言论。公民在座谈会或大字报上发表的意见,多数属于意识形态一类的问题,而且只有言论,没有行动。根据这六条标准就把无数公民贬为贱民,是对对公民权利的蔑视,也是宪法和法律的亵渎与污辱。

 

其四,任何法律条文,作为判定公民有罪无罪的根据,如果有罪的话,处以什么样的刑罚,都有明确的定性定量的界限。法律条文的明确性是法治公正性的前提与保证,而六条标准却具有无限的弹性,当政者可以仗恃政治权力,随心所欲地作出任意的解释。在反右运动中,到处可见这样的三段论法:批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反对支部书记=反对党的领导;指出肃反中的失误=反对肃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批评统购统销=反对统购统销=反对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使六条标准成为陷人入罪的陷阱。

 

其五,六条标准不是法律,却比法律更有权威,成为法外之法,法上之法。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除了全国人大,任何政党、机关,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没有立法权,都不能立法。法院依法判罪,依法定罪,都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而共产党却擅自定出六条标准,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依据,不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就把无辜公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为罪犯来处置,许多蒙难者甚至被押送到劳教场所,经受种种虐待。这种肆意定罪、迫害无辜者的非法行为,是对宪法和法治的公然挑战。

 

从毛泽东蓄意发动反右运动,成立“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到开展对提意见者的批判斗争,定性定罪,再到部分罹难者被送进劳教营煎熬,都是严重的违宪非法之举。在这个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仗恃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绝对权力,对被他怀疑为有可能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进行无情剿灭。反右运动不仅残害了几十万(或几百万)的无辜公民,使成千上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死于非命,更为严重的是斫伤了民族的元气,败坏了社会的道德,加上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摧残,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至今仍难以恢复。从这个意义上衡量,这个由非法组织推行、操控的非法行为,乃是一笔滔天大罪,绝不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类的诛心之论所能掩盖的。历史会记录下它的发动者和指挥者的罪行,总有一天,人民会起来清算这笔罪债,洗刷冤屈,还原真相。

 

值此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我希望目前侥幸尚存的反右运动罹难者和关心这个历史事件的人士,都能竭力奋起,口诛笔伐,声讨这个非法组织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且记录在案,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个渗透着血和泪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2017年6月14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27/2017   

盛禹九回首当年说反右(二)畧议“右派分化”

July 3, 2017

略议“右派分化”

——“反右”随笔之二


“反右”运动50周年,大陆官方早已明令禁止任何宣传和纪念活动。神州大地,万“媒”齐喑,一片寂静。然而,“死水”之下犹有“微澜”:许多当年被划为“右派”的受难者仍在念叨此事,或写诗文记事抒怀,或相约二三“难友”反思忆旧,或出于维权意识,集体签名上书,要求彻底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等等;大多数的“右派”则对50年前发生的事保持沉默,一些人甚至已经淡忘;还有的人写文著书,仍在宣扬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姓资姓社”的正统观念,对改革开放持批评态度,以及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当年“右派”们这些形形色色表现,引发出关于“右派分化”这一话题。


当年“右派”种种

1957年6月,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数十万无辜的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贬为“贱民”,于是在中国大陆上,产生了“右派”这样一个松散、独立、富有浓重悲剧色彩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情况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成员,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曾和中共一同携手反对过“独裁者”蒋介石;当中原逐鹿、鹿死毛手之后,他们原以为从此可以在“联合政府”中平起平坐,参政议政,根本没有想到“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排他性和严酷性,深感政治上的落寞,因而发出“党天下”,要求参与“政治设计”等不平之鸣。

第二类是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批人成长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的喝过“洋墨水”,接受过民主主义教育,是一批“学而有成”的专家和学者,如钱伟长、费孝通“六教授”等。他们要求民主,反对“党主”,主张“专家治校、治厂”,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因而为中共所不容。

第三类是建国前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他们具有一定的见解和知识,曾满腔热情追随共产党,参加反蒋、反帝的学生运动。参加革命工作后,不甘心于做“驯服工具”,常对领导和工作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于是沦为“右派”。

第四类是共产党内的大小党员干部。他们本来都是“体制内”的人,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只因中共内部有“山头”派别之争,或参杂一些历史的纠葛恩怨,于是借政治运动打击对方,使其沦为“右派”。“左派”作家丁玲“反右”时被整,即为一例。

第五类是鸣放中青年学生,他们少年气盛,血气方刚,为了响应领袖号召,帮助党“整风”,大胆放言,措词激烈,触及领袖神经,不念其“年幼无知”,亦通通打入“右派”行列。

第六类是滥竽充数的“右派”。这些人既无思想、也无“尖端”言论,只因领导要完成“右派指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胡里胡涂地成了“右派”。


“右派”两次“分化”

1957年8月1日,“反右”运动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分化右派”的问题。在此之前,在中共内部文件中,已将有“右派”言论的人区分为“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和“中右分子”三类,并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对前两类人,“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后一类人则用内部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上述《指示》中特别指出,为了“分化右派”,要“适当增多”“极右分子登报的人数”,“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嗣后,1959年12月《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用“摘帽”的方式,来促使“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进一步分化”,等等。

中共中央这一系列指示和策略果然收到了成效。从1959年到1964年,55万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分化”出来。他们纷纷作出“检讨”,向党“低头认罪”,先后有5批“右派”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了人民的行列”。只有很少的“右派”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宁死不屈,抗争到底,如林昭、沈元等人,其下场极其悲惨。还有的人,如著名翻译家傅雷,也坚决不认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凌辱后,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其他坚决不作检讨、不“认罪”,至今仍幸存下来的“右派”估计为数不多,笔者所知者仅《人民日报》的刘衡女士一人。

以上是“右派”的第一次“分化”。

“右派”的第二次“分化”,是胡耀邦主持平反冤案时为“右派”“改正”以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从“个人迷信”中醒悟过来;认识到过去宣传和实行的所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问题的:不仅“反右派”搞错了,其它的许多运动也搞错了,应该彻底否定。于是“右派”之中,乃有顾准、李慎之等学者理论上的反思,乃有许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1987年关于“反右运动3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倡议,乃有2006年山东大学史若平等182个“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 ”,以及2007年杜光、戴煌、许良英、钟沛璋、林希翎、谭天荣等61个知名“右派”上书中共中央,呼吁总结历史教训、开发言禁、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等等。这一切说明,当年俯首帖耳的“右派”已经觉醒,不仅思想上明白是非,而且行动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目前,这一部分人的队伍和影响在日益扩大。

“右派”前后两次“分化”,情况各有不同:第一次“分化”是向党和领袖“请罪”。就大部分“右派”来说,主要是出于外在的强大压力:刘宾雁谈到他自己后来之所以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这些知识分子当自己的一切被剥夺以后,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不得不“低头认罪”,争取“摘帽”后度过残生。它完全是被动的、不自觉的。

第二次“分化”是主动的、自觉的。“右派”们在蒙昧和“个人迷信”中醒悟过来,反思一切,并以行动来挑战当权者。他们不仅起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且参加社会活动,维护人权和公众利益。例如,2006年2月,江平、何家栋、邵燕祥、戴煌等人就《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政府“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不久前,四川一些“右派”挺身而出,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活动。这些,都是“右派”们在政治思想上一次次的解放和飞跃。


“招安”与“归队”

有人说,1957年的“右派”被“分化”,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被“招安”了。

这种说法太笼统,缺乏具体分析。“招安”,按辞书的解释是:“犹招抚、招降”,即劝反叛者“归降”的意思。1957年毛泽东把“右派”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这是严重的“错位”。八十年代中共当局给右派“改正”(“改邪归正”也),承认反右运动中99.8%“右派”都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毛“错位”的“拨乱反正”。从当年的历史情况来看,前述六类“右派”,无论是共产党和青年团里的“右派”,还是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他们很多人本来就是“左派”,是党的“忠臣”和“诤友”。刘宾雁呼唤对党的“第二种真诚”。谭天荣说:“我们(“校园右派” )被划成右派、被整得死去活来的青年对党并没有仇恨,只有忠诚与热爱。”恃才傲物的大右派罗隆基“愿把骨头烧成灰”来查验,也不承认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竟成了“大水冲进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的闹剧和悲剧,其流毒祸害无穷。

因此,确切地说,中共对“右派”的“摘帽”和“改正”,应是这些人的“归队”——回归到革命和人民队伍,而不应误解为对反叛者的“招安”。

不久前,郭罗基发表新论,认为大部分“右派”自以为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他们在当时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针对一党专权的社会弊病,从中共的理论到毛泽东的具体政策,都在他们质疑和批判之列。这就是反对“党主”、“党天下”,要求民主,反对“主观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将这些言论视为一种罪行,在郭罗基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恰恰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中国改革的目标,依然是1957年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反右”。

总之,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反右”,1957的那场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乃是一次空前浩劫。从此,中华大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民族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再回到前面“招安”一说。“右派”中有没有“招安”一类的现象?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有“右派言行”,但很“识时务”,看到运动来临,马上来个180度的“急转弯”;于是向上告密、出卖朋友者有之;无中生有、嫁祸于人者亦有之;充当打手、残酷斗争者更有之。这些人“浪子回头”,“改装换面”,“戴罪立功”,逃脱了“挨整”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被“招安”了。

我国有句古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右派”被“招安”,有没有想“要官”的呢?有。当然,他们不会像“梁山好汉”那样——“杀人放火受招安”,而是采取另类方式。不久前,许良英写文详细披露20年前他和方励之、刘宾雁3人“共同倡议”的经过和细节。这个“倡议”(“‘反右’运动3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来流产了。为什么流产?据许良英说,原因就在于“我们三人在讨论邀请名单时有钱伟长的名字。参加会议的通知是我邮寄给他(钱伟长)的。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作为奖赏,邓小平赐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位。”


“屁股”与“脑袋”

“右派”们第二次“分化”,许多人反思往事,痛诉当年误中“阳谋”、惨遭陷害的经过。他们用确切的事实和庄重的语言,彻底批判和否定“反右”运动。有人因此提到前总理朱镕基和前文化部长王蒙,认为他们没有“正面表达对1957年看法”:“我们并不要求‘辉煌者’泪洒如是观、如是状。但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却不为我们赞成。”

这里,说到了“屁股”与“脑袋”关系问题。当了官,特别是当了高官,“屁股”坐在“官位”上,“脑袋”当然要和“官方”保持一致。“官”越大,越“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所决定的;否则,你就别想当这个“官”了。朱镕基在1998年10月担任总理期间,有外国记者向他提问1957年的事。朱镕基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作为当朝总理,他怎么能“回忆那段历史”呢?!邓小平说过: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朱镕基能公开肯定或者否定邓小平的这句话吗?!至于王蒙,作为一个作家,其“自由度”应该大一点,只因他也当过高官,尽管已卸任了,思想上仍不愿“出局”,自然也逃脱不了官场规律。

其实,与其说这些大人物的“屁股决定脑袋”,不如说是他们的“脑袋决定屁股”更为确切。众所周知,朱、王在解放时都是“红色少年”:朱镕基1948年在清华大学参加反蒋、反帝的学生运动,先后加入“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共产党,并受党推荐担任学生会主席;王蒙14岁参加共产党,15岁在北京市委青年团工作,16岁(1950年)任北京东四区团委副书记。1957年的一场“误会”,他们都成了“右派”。据朱镕基当年的同事回忆说,“本来(“右派”名单)是应该没有他(指朱镕基)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王蒙的“右派”问题曾受到“伟大领袖”的关注,“定性”时就存在着争议。王蒙是笔者在中央团校第二期的同班同学,被打成“右派”后,十分“驯服”。他对妻子方蕤说:“我自幼受党的教育,现在党给我戴上帽子,就要戴上,这是纪律,也是对我的挽救与一种特别方式的教育。现在需要改造,我就应服从,好好改造……”至于谈到王蒙的创作倾向,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的话来说,“他几乎始终置身体制之中”。王在“改正”以后,著书立说,“躲避崇高”,非议鲁迅,吹捧王朔,大谈“人生哲学”,从不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朱镕基“反右”后埋头业务,慎于言行,由于他工作上有突出的才能和业绩,终于为上级所看重,很快一跃为国家总理。王蒙也因其“良好表现”高升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如果朱、王的“脑袋”不是那么灵敏聪晰,而是像方励之、刘宾雁一样,不守“规矩”,“信口开河”,即使他们有兴邦治国的大才,上面会相信和重用他们吗?!

常言道:“学而优则仕。”由此类推,“业而优则仕”,“文而优亦仕”……其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任何人的“仕途”发展,除了“学而优”之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条件:“脑袋”要“灵”,能适应上面“需要”。首先得学会怎么用“脑袋”去得到“屁股”的位置;然后才是“屁股”决定“脑袋”,或者“屁股”和“脑袋”相互决定。不仅当高干、高官要如此这般,当低干、低官亦概莫能外。

笔者有一位同事,解放前加入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五十年代“肃反”运动中误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右”运动中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改,弄得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尽管此兄坎坷一生,然对过去始终无怨无悔,“摘帽”“改正”后,担任某地区教育局、文委领导职务,依然充当“左派”角色,著书立说,批判“顾准思想”和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人们说,他是“屁股决定脑袋”;其实,他始终是“脑袋决定屁股”。对这类人物,人们除了“敬畏”和“退避三舍”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脊梁”与“土壤”

毛泽东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再细分一下,“右派”群体之中,也可分“左、中、右”;这三类人也是“两头小,中间大”。

“反右”50周年,当年55万“右派”,其中极小部分为民主捐躯,绝大部分已自然风化;据说现存者不到一万人,最年轻的都已近耄耋之年,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这些人中坚持极“左”的为数不多;呼吁民主、进行维权活动的人亦占少数——他们目前在国内的,大多为穷“右派”、小“右派”、没有名气的“右派”,受害最深的“右派”。

当今“改正右派”中最多的是“中间”一派,他们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类原来是中低层干部,“改正”后恢复了原有的职务和待遇,生活有了改善;有的还入了党,当上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已融入体制之内。这些人离退休后最关心是个人“健康”和子女的“出路”;对过去的苦难没有完全淡忘,但很少谈论政治,更不会参加呼吁民主和“维权”一类的活动。他们说:“去闹什么,我得靠共产党穿衣吃饭,儿女还得工作,闹脱了怎么办?”

另一类“右派”当年是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他们的青春岁月在“斗争”和“运动”中度过,少年“理想”已成“昨日黄花”;回首往事,庸碌一生,没有辉煌;晚年落寞凋零,恨多于爱,怨多于敬,乃有“花开花落”、十分无奈之感。其中有些人不甘寂寞,写一些诗文、杂感和回忆录,针砭时弊,记述受难经过,以渲泄心中郁闷;然余悸犹存,不敢面世,只能自我赏玩,或传阅于少数亲友。

还有一类知识分子从“反右”中吸取了“反面教训”,从此随波逐流,玩世不恭,明哲保身,活命哲学,拜金主义,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成了典型的犬儒和乡愿……

人们景仰傅雷、林昭一类人物在“反右”运动中所表现的真诚血性与崇高气节,感叹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脊梁”。其实,正如有人说的,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脊梁”,而是没有“脊梁”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气候。什么土壤和气候?“独立之经济”与“自由之思想”是也。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造成知识分子不得不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传统。“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大讲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皮毛关系”,强调知识分子要“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否则就只有“带着棺材里头去见阎王”。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十分悲惨和可怜的。他们“一无所有”:没有“独立之经济”,也就不可能有“自由之思想”;而且头上时刻悬挂着达摩克利斯利剑,每隔七八年就落下一次——批《武训传》,批胡适,批马寅初,批梁漱溟,批梁思成,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知打断过多少次了,许多人“包袱”沉重,至今不能直立起来,说明当年的阴影犹存,“土壤”和“气候”并没有完全改变和消失。

值得欣喜的是:今天一大批知识分子已从“1957噩梦”中醒悟和站立起来。他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放眼世界,臧否朝政,前仆后继,奋斗不已。这些人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当所有的中华儿女都能腰板挺立、思想自由之日,便是我们民族获得真正解放、腾飞于世界之时。

——2007年8月14日  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

BBC | 中英联合声明“失效” 中共承诺价值几何?

July 3, 2017

 

July 3, 2017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共同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领导人亲笔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份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中国政府的承诺那么不值钱吗?

《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于1984年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自由与司法独立。

该声明由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订,当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都在场见证。该文件于1985年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正式生效。

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夕,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于周四(6月29日)发表声明说:"英国在与中国的《联合声明》中立下的对于香港的承诺,在今天仍然与20年前一样有力。"

他表示,毫不怀疑香港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联合声明》保护的自由和人权。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香港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联合声明》保护的自由和人权。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措词谨慎的发言竟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力反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周五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说:"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20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希望上述人士认清现实。"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失效。

"羞辱英国"

英国政府已对中方的说法提出异议。英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现在《中英联合声明》与30多年前签署时同样有效。

"这是一部在联合国注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且持续有效。作为联合签署国,英国将密切监督其实施情况。"

中方的表态也引起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抨击。香港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称《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非常可笑。你不能今天签一个合同,明天就说合同已成历史。"

他认为,"这不只是中国政府羞辱香港人民,也是习近平在羞辱英国政府。

习近平7月1日在香港发表演讲称:“香港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基本法》也"失效"?

为缓解此事在香港引起的民意波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港媒说:"50年不变是《基本法》重要条文,市民不用担心。"并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强调要全面落实《基本法》。

但是,这话恐怕难以令香港人完全放心,因为中国政府对其在香港《基本法》中做出的承诺也并未忠实履行。

《基本法》承诺港人有权透过普选选出行政长官。但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2017年"普选"方案规定,候选人必须由所谓"提名委员会"事先甄选。

这与香港人一直期待的普选方式有很大差异,因此被称为违反《基本法》的"假普选",遭到香港立法会泛民议员的反对,并直接引起2014年的"占领中环"事件。

2014年"占领中环"的示威者要求香港获得“真普选”的权利。

何必当初?

既然中国政府不想履行这些承诺,为什么当初要对国际社会和香港人民做出这些承诺呢?

可以想象,30多年前,中国国力仍不算强大,需要做出姿态缓解国际压力,并稳定香港民心。

但熟悉中港台事务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梁文道认为,在"一国两制"和香港民主化问题上,八十年代的中共当局或许真的曾经有过一定的诚意。

梁文道上周接受《明报》采访时说,"所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与其说是香港时间表,倒不如说是大陆政改时间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两制要慢慢愈走愈近"。

当时中共已开始搞村委选举,"到2047难道上海广州还未能全面选市长吗?到时取消两制也没问题,因为已经接轨了。"

但问题是,这种想法在"六四"事件后在大陆已经破产。

梁文道说,当中共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转变后,便会忧虑一个问题:"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选,对内地构成多大冲击?香港可以选自己的市长,为什么我上海不可以?"

他分析道,为了避免这种想法在中国蔓延出去,所以当局"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历史的先声"

说到中共未兑现的民主承诺,不能不提及大陆作家笑蜀编写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该书收录了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赞赏美国制度,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

比如,书中引述毛泽东1944年6月回答中外记者团问题时的话说:"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另外,《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评论说:"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这本书引述的都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报纸和讲话,但却被中国政府查禁。也就是说,这些70年前对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早已被中共一笔抹煞。

这对香港而言,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先声"呢

—— 原载: BBC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July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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